![启远网 [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黄宗良: 甲子情缘, 毕生所系](/uploads/allimg/250712/12155K3010K30.jpg)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履历表格干干净净启远网，19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一甲子的党龄、教龄，黄宗良对中国共产党、对北大、对专业充满深情。他不唱高调、不喜空谈，始终心系国家、民生、院系；他从未将退休当作事业休止符，而是将满腔真诚注入研究工作，为后辈学人指引方向。
1965年7月1日，黄宗良光荣入党；2025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暨表彰大会上，黄宗良被授予“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称号。他说：“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黄宗良近照
“没有共产党，哪能救中国！”
1940年，黄宗良生在广东潮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贫穷”一词甚至不足以形容当时的窘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宗良在几岁的时候便下地干各种农活，“破竹编筐，放牛捕鱼”——黄宗良的幼年时光与家人一起辛勤劳作。尽管日子过得苦难，父亲却依然希望黄宗良未来能走读书人的道路。于是，在与农具结伴的日子里，年幼的黄宗良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故事书几乎翻烂，读得如痴如醉。
物质虽然贫瘠，但好读书又热心肠的黄宗良还是脱颖而出——1957年他考入当地名校汕头一中，并获得唯一的公派留学苏联的名额。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然而，由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黄宗良的留学梦尚未开始旋即熄灭。但这次“不幸运”却为他冥冥之中叩开了未来一辈子的学术情缘——黄宗良被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录取了，成为北大政治学专业恢复后的第一批学生。
从潮汕乡间走到北京，从编筐为生到走向学堂，黄宗良认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取得胜利，打倒了“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才有了每个人个体命运的新生。“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哪能救中国！”在黄宗良看来，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既要读理论书，也要读社会书
在北大政治学的课堂上，黄宗良算是“小年轻”，也是读书最积极的几位同学之一。他学得最好的是艾思奇的哲学教材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启远网，这段扎扎实实的读书经历为黄宗良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而于读书之外更让他进一步了解“政治”、了解“社会主义”并进行深入思考的是切身的实践经历。
大学期间，黄宗良到北京郊区参加了多次下乡“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生产生活的经历对这位苦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但这段特殊的经历也引导他进一步深思“什么是社会主义”。黄宗良逐渐体悟到，社会主义不是让人民饿肚子、更不能让人“谈政色变”，不了解老百姓根本需求就不能算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时光飞速流转到20世纪90年代，黄宗良已经从政治学系的“小年轻”成为已近“知命之年”的学者。90年代初，黄宗良在莫斯科大学访问，成为苏东剧变的亲历者。苏联模式的垮塌给这位半生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者以深深的震撼，更促使他不断地思考“究竟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次历史转折也开启了他崭新的学术人生。
1991年，黄宗良访问布拉格一工人家庭
家国情怀，纵论天下不言虚
从苏联归国后，黄宗良结合中国实际，继续潜心探索苏联问题，撰写和主编了《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等10余部极具分量的著作。这些著作或扎实梳理了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起源、发展和运行机制，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复杂的变革因素；或深入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清晰的脉络和深刻的见解。60岁前后，黄宗良的思想逐渐定型。他撰写的《苏联政治体制与苏联剧变》《教条主义与苏联解体》等长篇文章受到了学界政界的高度重视。
尽管著作丰富，但黄宗良始终坚持“治学不为媚时语，文章不写半句空”。黄宗良提出了“一个主义，两种模式”，这是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贡献。在这个理论框架内，他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如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等，又要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坚守与创新”的逻辑，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为增强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2004年，从事理论研究及教学工作已近40年的黄宗良即将退休。这一年的6月29日，他受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主题讲了一堂特殊的党课。他介绍了国外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执政道路，并将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娓娓道来。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黄宗良就曾借调参与中办组织的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其他专家学者一道为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黄宗良一生研究政治学，曾有很多机会与名利、权力产生交集，但他却始终清醒地保持着“慎独”的处世之道。他很喜欢苏东坡的诗词：“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讲授后，媒体采访约稿、出版社联系出版精装书籍、讲座邀请纷至沓来，而黄宗良却并不热衷于此启远网，他甘于坐冷板凳、不张扬，希望离“热闹”的“名利场”远一些，能够冷静客观地面对政治学研究。
他曾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来为自己“代言”：我要以我微弱的力量，冒着不讨任何人喜欢的危险，服务于真理和正义。他又这样补充道：“这已经成为我努力追求的精神。为此我可能会失去一些，无非就是个人那么一点名利呀！”
桃李不言，育木成林
作为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专业颇有建树的学者，黄宗良对学科建设倾力而为。无论是在中南海授课，还是在北大教室里与几位年轻学子的讨论课，黄宗良都会认真备课，他的课堂始终围绕“政治+实践”这一清晰的双坐标展开，为学生打造了富有理论深度和现实鲜活的知识场域。
教书是黄宗良的终生志业。他培养的学生数量众多，遍布学术、党政、外交等领域。学生们或继承了黄宗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热忱，在各自学术研究方向深入钻研，不断拓展学术研究边界；或努力践行“爱国关天下”的社会担当，参与政策制订与执行，传播中国声音和智慧。
黄宗良参加学生们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黄宗良曾在《古稀忆往》中提到了很多与学生在一起的趣事、感人事，他这样写道：“特别是学生毕业之后，分到系外甚至国外。你去出差，到了哪里，几乎都可以同他们欢聚。学生真把你当成家人、家长。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留下师生聚会的美好回忆。我十分珍惜这种又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像是家人的关系。”
在学生们的眼中，黄宗良就是这样一位授业恩师，他不仅传授知识，更传递着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对社会深深的责任感。在黄宗良心目中，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者”，只要是适合自己的道路都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但获得“权力”与“资源”后要如何做才是他作为老师反复叮咛的。
退休后的黄宗良一直放不下的依然是教育，他坚持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授课；为香港中级公务员进行培训，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颇受香港同胞的欢迎。
黄宗良担任《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编委会主任。他还担任学院教学督导组及学校关工委的相关工作：尽管已过八旬，黄宗良坚持深入课堂一线，聆听青年教师的授课，从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运用到课堂氛围的营造，都给予细致的指导，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水平。作为学校关工委“博雅银龄领航计划”的参与者，黄宗良不定期与北大青年学子座谈、上课。“最近，我给年轻人讲的主题是‘我们家族的七代女性’，希望以这一鲜活的主题切入来让他们对过去的百年中国史有更感性的认识，也更能够了解到今天生活的得来不易。”
黄宗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期刊发展专家座谈会上发言
“我不喜欢‘发挥余热’这个词，社会需要我，我就会去做，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黄宗良笑道。
黄宗良曾用“三业一体”来凝练自己一生追求：“我这一辈子完全交给北大，交给我从事的专业，交给与这个专业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事业——民族复兴，强国富民。职业、专业、中华民族的大业，三业一体。”在这“三业一体”的实践中，黄宗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坚持了一甲子，这份坚持还将行稳致远。
作为与北大有着65年情缘的老教师，黄宗良对北大有着炽烈的情感。他格外珍惜北大的名誉，时刻提醒自己和学生们是北大人，要对得起母校给予的这份荣誉，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业这份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这个时代需要我们中国来为人类文明多做思考、多做探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仅靠拿来主义肯定不行了。”黄宗良希望北大青年能够把握好这样的新时代，始终葆有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物介绍
黄宗良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北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现任北大主办的学术期刊《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编委会主任，北大关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黄宗良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其科研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2004年6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事后应《求是内参》之约，撰写《深入认识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一文，发表于该刊第31期（2004年12月6日），供省部级领导同志学习参考。改革开放以来，黄宗良撰写和主编著作共10部，学术论文约100篇，其中有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信息来源|融媒体中心
文字|韩芳
排版|紀子启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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